董克用：养老金不足GDP8%，这奥数题中国如何
一场关于“老龄化与养老金制度”的国家级高端对话，在人大国发院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第9期）热烈展开。这次线上直播讲座的主讲嘉宾是享有盛誉的管理学家董克用教授，他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及人大国发院研究员。
董克用教授的核心观点独具慧眼：我国养老金体系虽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主，但第二支柱发展相对滞后，第三支柱尚未全国推行。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在养老金的二、三支柱建设上已走在前列，这不仅减轻了公共财政的压力，也促进了社会均衡发展。这正是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与机遇。
当前，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之际，我们有了更多时间去思考具有战略性的长期问题——老龄化和养老金制度。董教授在讲座中围绕四个主题展开讨论：（一）人口老龄化的中国特色；（二）养老金的模式与发展方向；（三）我国养老金体系的建设成果；（四）完善我国养老金制度的思考。
董教授深入了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一个国家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有一种国际通用的判断标准：即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呈现出自己的特色。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司的预测，我国人口总量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此后，人口总量开始下滑，到本世纪末2100年，总人口可能在10亿左右。
更引人关注的是65岁以上人口数量的增长趋势。这一数字在持续上升，预计到2060年将达到惊人的4亿之多。根据国际社会的分类，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的社会被称为超老龄化社会，而我国预计将在2035年达到这一标准，进入老龄化阶段。
讲座中，董教授还提到了总和生育率的概念，它是指每位育龄妇女一生中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保持正常的人口替代需要每位育龄妇女至少生育2.1到2.2个孩子。目前我国已经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但新生儿数量却连续下降，这令人对我国的未来人口结构充满忧虑。
董克用教授的讲座为我们揭示了养老金制度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我国在这一领域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他的深入分析和独到见解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考方向，也引发了我们对未来的深思。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养老金模式与应对策略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将达到高峰，并在本世纪末持续保持老龄化的态势。老龄化不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而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显现。当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平衡点2.1时，其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堪称迅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
面对这一严峻挑战，我们需要及时、科学、综合地应对。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养老金问题，因为它关乎每一个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当前的养老金制度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模式：现收现付、完全积累和混合模式。其中，现收现付模式是最为普遍和熟悉的，它基于代际抚养的原则，即在职的一代负责为退休的一代支付养老金。这种模式具有实现再分配的优点，但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现收现付模式的养老金压力逐渐增大。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国际社会提供了四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延迟退休、增加在职一代的缴费、减少养老金待遇和公共财政补贴。每一种方案都有其局限性。延迟退休需要考虑不同行业和个人的实际情况，一刀切的政策可能引发不公平的问题。增加在职一代的缴费会进一步加重他们的负担。减少养老金待遇可能会引发老年人的不满和社会动荡。公共财政补贴虽然可以短期缓解压力，但长远来看，需要寻找更为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和改革现有的养老金制度。一方面，我们可以考虑提高缴费率和使用效率，确保每一分缴费都能有效地用于养老金支付。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如发行长期国债、增加社会保障税等。鼓励企业和个人购买养老保险，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也是重要的方向。
关于养老金制度，首先要明确的是，公共财政虽为大家所共创，但本身并不生财。税收是国家公共财政的主要来源，而这些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代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仅仅依赖财政补贴并非长久之计。
在养老金制度的早期实践中，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率先采取了现收现付制度。但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这一制度的可持续性受到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一些国家开始尝试完全积累制的养老金模式，即建立个人账户，通过缴费及投资收益来积累资金。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个人为自己的养老储蓄负责，不存在代际负担。长寿风险、投资风险和替代率风险是这一模式的三大隐患。智利的经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尽管他们尝试了完全积累制，但最终还是发现无法完全抵御这些风险，于是重新引入了公共养老金制度。
面对老龄化挑战，世界各国的养老金制度正朝着多支柱趋势发展。世界银行在1994年的报告中提出了三支柱的养老金模式。在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强调养老金制度需要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投入。
三支柱养老金模式具体指的是：第一个支柱是公共养老金，主要由主导，旨在抵御长寿风险。大多数国家采用现收现付模式，有普惠型和缴费型两种。普惠型即出资发放养老金，而缴费型则要求个人和单位共同缴费。承担最终财政兜底责任。
第二个支柱是职业养老金，目标在于增加员工的养老收入并吸引和留住优秀员工。这一支柱由雇主主导，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和各级等。它是双方缴费、完全积累的，并需要进行市场化的投资运营。
有些企业并不愿意建立第二支柱。对此，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应运而生。它由个人主导，旨在加强自我保障能力，将储蓄型养老转变为投资型养老。个人可以通过市场化运营或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投资。在这一支柱中的责任是提供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
回顾我国养老金体系的建设成就，可以说是巨大的。自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就在城镇中建立了机关事业和企业的养老金制度。经过多次改革，我国已经建立了多层次或称为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
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而职业养老金则主要针对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个人养老金是我国近年来推出的新概念，旨在鼓励个人进行投资型养老。
我国养老金制度框架已经搭建完成，并且正在不断完善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和挑战。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尤其是养老金制度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据数据显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19亿，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更是覆盖了5.24亿人，总计超过9亿人。在这庞大的数字背后，我们仍面临着一项重大任务：如何让更多的农民工兄弟融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队伍中，共享社会发展的红利。不仅如此，我国养老金待遇水平也在逐年提高。每月平均退休金已达到3153元，虽然年增长率有所下降，但由于养老金基数的增大，实质上待遇水平的提升依然显著。尽管成绩显著，但我们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养老金体系也不例外。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现象。美国养老金体系包括三个支柱，其积累额相当可观，占到GDP的135%。而这得益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两个法案的推动，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观我国，虽然建立了以第一支柱为主的养老保险，但累计结余相对于GDP的比例仍然较低。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尽快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用统一的标准缴费和计算个人待遇，真正用一个大池子来化解地区差异。要加快发展企业年金，特别是针对那些没有企业雇主参加的个体经济人员，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落地。积累型养老金模式需要投资，我们应借鉴全国社保基金的成功案例，尽早动手积累，享受复利的益处。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和高原期，我国养老金制度面临挑战。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善这一制度，为广大民众提供更好的养老保障。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而奋斗。在全球的舞台上，养老金制度的挑战已经日益凸显。面对老龄化浪潮的冲击，传统的现收现付模式和完全积累模式都显得捉襟见肘，无法独当一面。养老金三支柱模式的构建显得尤为迫切与必要。
这一制度的创新，在我国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养老金三支柱的基本制度框架已初具规模。任何制度的成长与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的养老金三支柱制度同样如此。它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付出和不断的完善。
这一完善过程，绝非单一部门能够独立完成的使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部门等部门需齐心协力，共同推进制度的优化与改革。银行、基金、保险等金融部门也需要参与，发挥其专业优势，为养老金制度的完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因为养老金制度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安宁。没有健全的养老金制度，我们的晚年生活难以安心、舒适。每一个人都是这一制度的建设者，也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我们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持续关注，共同推动养老金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充满信心。在部门、金融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构建一个更加完善、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养老金三支柱制度，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晚年生活提供坚实的保障，让每一个辛勤工作的人们都能享受到幸福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