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发展我国个人补充养老迫在眉睫

我国养老保险体系概述

在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主要由三大支柱构成。首柱是主导的基础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保障。其次是企业年金，尽管这一补充保险的规模相对较小，企业参与度不高，但其重要性不可忽视。最后是个人商业养老保险，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随着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其发展势头迅猛。

在全球视野下，美国和日本也拥有类似的三支柱体系。美国的基础保险采用现收现付制，面临着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其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资产规模庞大，尤其是个人参与投资决策的DC计划和IRA计划，展现了巨大的活力。日本则侧重于资金集中投资，以投资收益弥补养老金的收支差额。日本的个人养老计划近年来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我国，基础保险的覆盖率远未达到理想状态。美国的社保基金覆盖率高居96%，而我国2018年年末基础保险覆盖率仅为67.76%，增长速度也相对缓慢。尽管近年来城乡保险覆盖人数有所提升，但基础保险的覆盖率增长仍然有限。

企业年金作为我国养老体系的第二支柱，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其参与度和规模相对较小。企业年金的前提是企业和职工必须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但由于城镇职工基本保险覆盖率不高，企业年金的覆盖面更加有限。我国养老金总结存相对于GDP体量较小，增长缓慢。除了城乡保险的补贴影响的释放外，养老金收支基本相当，基金结存增长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养老基金的收入中包括大量的财政补贴。即使如此，仍有不少省份存在收支不抵的问题。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贴额度较大，且近年来补贴增速较快。尽管如此，一些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已不足以支撑未来支付需求。据报告，未来若干年内，将有更多省份出现养老基金收不抵支的情况。

2016年5月，国家发布了《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将缴费比例超过20%的单位下调至20%。紧接着，在2019年4月，《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出台，进一步将单位缴费比例统一降至16%。尽管有此类调整，相较于美国和日本，我国的社保缴费率依然偏重。特别是对于无固定单位的人群来说，20%的缴费率成为了城镇保险覆盖率增长缓慢的一大阻碍。下调单位缴费率，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企业逃费现象，但缴费率仍偏高。

当我们谈论替代率时，我们是在谈论新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与同年职工平均工资之间的比率，这一指标反映了退休前后生活水平的差异。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替代率低于社会保障的最低标准，即55%，而国际公认的标准是至少60%-70%的替代率才能保证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据《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显示，我国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在2018年仅为49.99%，远低于日本的公共养老金替代率以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即便考虑到我国的老龄化程度尚未达到日本的高度，这一数据依然显得不容乐观。

如果将缴纳基础保险看作是一次长期投资，按照现行的缴纳和领取规则，尽管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年化收益率是积极的，但替代率的问题仍然突出。假设个人在较年轻的年龄开始缴纳保险，如25岁，并在寿命预期内保持缴纳至退休，其年化收益率和替代率都将有所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完全解决。对比美国和日本，我国的企业及个人补充保险发展明显不足，基础保险更像是一种现收现付制，缺乏投资收益带来的增长。

我国的养老金与房产规模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2018年，我国房产总市值是GDP的5倍和养老金规模的60多倍，这一数字相较于日本和美国显得异常突出。这种不均衡反映了我国养老金体系的某些结构性问题。对于许多从中西部流向东部的劳动力来说，“以房养老”并非易事。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发展个人补充养老保险显得尤为迫切。我国需要提高养老金的缴费效率，增强给付能力，并鼓励企业和个人更多地参与到补充保险中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差距，确保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退休后享受到应有的生活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