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不可承受之重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和人口出生率的降低，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挑战，并且可能会成为未来世界的常态。这一难题是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人类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必然经历。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我们需要人类的共同智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生育率已低于维持人口正常更替的水平，2000年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且正在迅速走向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情况不同，中国的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点，人均GDP尚处于世界中等水平，我们在经济能力、制度建设和思想意识上尚未做好充分准备。

针对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我们采访了学者易富贤、郑秉文和杨燕绥。他们分别从人口政策、养老政策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

易富贤指出，人口结构的老化会对经济活力产生影响。他指出，年轻劳动力的充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保持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全球范围内的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趋势是可逆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诸多困难。生育率的下降受到现代经济模式、社保制度、生活方式改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世界上排名前列，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也最快。易富贤指出，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已低于更替水平，并且持续走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势在必行。

为了应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易富贤提出了以下应对措施：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以提高生育意愿或动机；改革社保制度，让养老与养幼挂钩，通过政策激励年轻人既努力“造物”，又努力“造人”，并精心“育人”。同时需要采取多种措施纠正“人口是负担”的错误观念。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面临着诸多关于生育、老龄化以及养老金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提高养育能力、保护生育能力、应对老龄化现象以及优化养老金制度等方面入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我们必须重视提高养育能力。养育孩子的成本过高，包括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这使得许多年轻人难以承担生育责任。应着力降低这些成本，让年轻人有能力养育孩子。提高青年男性的就业率也是关键一环。以韩国为例，其生育率的下降与年轻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有着密切关系。我们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支持青年男性参与劳动，为家庭创造更好的经济环境。

保护生育能力同样重要。在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在拥有生育能力时却无力养育，而在有能力养育时却丧失了生育能力。我们需要关注这一问题，采取措施保护人们的生育能力。例如，降低结婚年龄、缩短学制以及提倡适龄生育等。我们还需要纠正错误的观念，开展国情教育，让人们认识到人口并非负担，而是国家发展的宝贵资源。废除不利于生育的法律条款也是必要的措施。

面对老龄化问题，我们需要全面认识其影响。虽然老龄化带来了社会经济压力，但只要我们有可持续性的研发投入机制，推动社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经济增长仍然有动力。我们还应该深刻认识到发展老龄事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着力解决老龄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关于养老金问题，实现全国统筹是关键。只有实现全国统筹，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性和消除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我们不必过分关注养老金空账问题，而应关注如何让养老金保值增值。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采取综合措施。应加大投入，优化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养育成本，提高青年人的生育意愿和能力。我们还需要推动社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在养老金方面，我们应实现全国统筹，加强监管和投资运营，确保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面对人口和社会经济的挑战，我们需要全面认识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从提高养育能力、保护生育能力、应对老龄化和优化养老金制度等方面入手，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养老金管理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挑战。个人账户的利率问题正是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违背“生物收益率”的客观规律去强行实行某一固定利率，不仅可能导致个人账户的贬值，还可能违背参保人的真实意愿。老百姓更倾向于购买房产或其他投资品，这也反映出空账现象的必然性。这不仅仅是数字上的问题，更关乎每个参与者的实际利益。为何空账现象在所难免，带有历史阶段性的特征？原因在于此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市场的动态平衡问题。对于养老金的长期管理，建立公共与市场相结合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显得尤为重要。随着高龄人口的增加，失能群体也随之增长，这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负担。建立一个适应中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成为当下的重要任务。而在这一问题时，《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7》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考方向。长期护理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涉及与市场介入的比例问题，还需要多元化的养老路径。在这种背景下，“银色经济”和“老龄人口红利”的概念应运而生。人口老龄化并不意味着社会老化，反而健康长寿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达的体现。老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在消费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等方面。为了发掘这一红利，需要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鼓励健康管理、养老金账户等措施。对于银色经济的建设，和民间资本的角色都至关重要。需要建立相应的标准和规范，降低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行业的门槛，同时加强监管。而民间资本则需要参与养老服务产业，利用其灵活性和创新性为银色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养老金的充足性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全国社保基金的资金来源渠道仍需拓宽，而养老金结构的调整也需要在降低企业缴费负担和确保养老金支付之间取得平衡。在解决这一问题上，“三支柱”养老金运行机制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也需要鼓励个人积累养老金和增加投资收益，确保养老金的充足性。在制定养老基金投资策略时，应坚持市场化、多元化、专业化原则，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性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思考解决方案，从政策到市场机制，从民间资本到个人行动，都需要积极参与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来。针对中国养老基金的投资策略，短期内股票投资占市场化投资比例不会很高。值得注意的是，建立一个透明的养老基金投资信息披露制度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进入老龄社会后银色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2018年3月23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总体调整水平按照2017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左右确定。这一政策充分反映了我国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注与重视。

关于延迟退休的问题，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延迟退休已成为世界趋势。尽管我国已提出多年，但为何难以推行呢?专家杨燕绥指出，根据全球公认的精算规律，退休年龄应该比人均预期寿命早15年。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退休年龄相对较早。预测未来十年，中国人均寿命将达到80岁，按照这个标准，劳动者的退休年龄也应在十年内提高到65岁。

延迟退休的推行并非易事，它需要两个重要的硬性条件：身体健康以及与时俱进的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为了达到这两个条件，劳动者在中年阶段，即30-60岁之间，需要进行自我投资，购买健康和知识。但目前，我国的中年人群在这两方面的投资都显得不足。

到了60岁以后，很多人因为身体或知识结构的原因，无法适应提高退休年龄的要求。这也导致了许多人对延迟退休持反对意见。这种情况的出现，背后存在着许多体制性障碍，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不足、教育资源不均、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以及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等。这些因素使得中年人群不敢或没有能力进行自我投资增值。

与欧盟相比，中国虽然也有一些人退休后被返聘，但终究是少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协调解决上述体制性障碍与提高退休年龄的矛盾。提高退休年龄不应该一步到位或一刀切。全球范围内，公务员退休普遍具有刚性，而企业职工退休则普遍具有弹性。这意味着应该赋予企业和职工协商决定退休时点的权利。根据工作稳定性和人力资本的高低，人群对于延迟退休的意愿也会有所不同。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考虑设计一种弹性退休制度。这种制度允许职工在一定年龄范围内、符合一定条件时，自由选择退休时点，并取得相应的养老金。这样的制度安排更加灵活，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从而推动延迟退休政策的顺利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