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靠养老教育医疗拉动内需是饮鸩止渴

《养老、教育与医疗：内需的潜在动力与挑战》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养老、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刚性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引发了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养老、教育、医疗有望成拉动内需“三驾马车”》的报道引起了热烈讨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江宇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养老、教育、医疗作为公益性社会事业，如果过度商业化、资本化，可能会损害社会公平和长期经济增长，最终影响党的执政基础。针对这一议题，我们深入剖析其背后的观点，以理解其合理性和潜在问题。

在当前的语境下，养老、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刚性需求确实存在，且不断增长。这种需求的增长无疑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机遇。《三驾马车》一文的观点将养老、教育、医疗作为拉动经济的手段，可能忽视了这些领域自身的规律以及新时代党的指导思想。事实上，这些领域更多地应该是承担的社会责任，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工具。如果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入，虽然可以拉动内需，但这并不是当前讨论的主流观点。当前的讨论更多地集中在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和社会创新满足这些领域的需求，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手段。

我们也应该看到，养老、教育和医疗领域确实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健康和教育的高需求，这些领域确实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这些领域的消费潜力，而忽视了其背后的社会责任和民生需求。我们不能将基本民生福利变成资本追逐利润的手段。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满足市场需求，又要保障社会公平和民生福祉。

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度强调其经济属性，却忽视了其应有的保障属性。这一现象导致了刚性需求的难以满足、家庭负担加重以及实体经济的萎缩。《三驾马车》一文提及养老产业可能成为房地产之后的下一个产业“富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将养老业变成下一个沉重的负担。

养老、教育和医疗是人的基本需求，是人能够生存、发展、繁衍生息的前提，更是基本人权。在现代社会，我们不应允许这些基本人权被当作商品来买卖。面对这些基本民生需求，普通消费者往往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和谈判能力，只能被动地接受消费，无论价格多高。如果任由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然导致价格虚高，使消费者背负沉重负担。

虽然我国养老、教育、医疗的支出增长迅速，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分重视这些领域的经济属性，而忽视了其民生属性。如果进一步将其推向市场，以它们来拉动经济，只会加剧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降低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无法真正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

回想起毛泽东主席的话：“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我们应当明白，一个强壮的劳动力因病得到治疗，虽然看似赔钱，但他能够继续从事农业和工业生产，这是赚还是赔呢？同样，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

《三驾马车》对资本进入养老、教育、医疗等领域持积极和支持的态度，使用诸如“蓝海”、“富矿”、“盛宴”等词汇来描绘这些行业的前景。这样的描述在社会事业领域并不合适。社会事业需要的是资源的投入，而不是鼓励资本的进入。资本具有追逐增殖为天性和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特征，这是不符合社会事业的需求的。

养老、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具有保障全社会公平享有的特征。资本的进入会破坏这种公平性，因为资本只会进入那些高收益的行业，为高收入群体提供高成本的服务。如果社会上出现过多的“贵族学校”、“贵族医院”，将提高社会的预期，破坏为大多数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加剧社会的不公平。

以北京市朝阳区李玉霞为其父亲寻找养老院为例，她一个月的努力仍未能如愿，而有的养老院排队的老人甚至高达数百位。这就是典型的供不应求现象，反映了在资本驱动下，社会事业的公平性和普惠性受到严重挑战。我们必须对资本进入社会事业的后果有清醒的认识，确保社会事业的公益性和公平性不受损害。公立养老院持续呈现供不应求的现象，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非常简单和明确。公立养老院具备显著的公益性质，其服务成本适中、质量可靠，广受老年人的欢迎和信赖。就如同公立幼儿园、公立医院常常需要排队一样，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源的稀缺性和需求的旺盛。

反观私立医院、幼儿园、养老院，它们通常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困境。原因在于，它们可以通过提高价格，将大部分需求者拒之门外。资本逐利的本性使这些机构更倾向于服务那些愿意支付高额费用的群体。解决“养老院排队”问题的根本之道，并非引入更多的资本。因为资本的本性是制造短缺，通过饥渴营销等手段，往往不能满足各阶层的需求。

更进一步地，社会事业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资本的逐利性往往会破坏这些规律。比如，在教育领域，如果过分强调利润，教育机构可能会通过增加培训内容的复杂性来吸引学生家长的钱包。在医疗领域，如果以利润为首要目标，资源可能会被更多地配置在晚期治疗环节，而忽视成本低、效益好的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都可见到，是资本逐利动机的必然结果。

以我国为例，“莆田系”民营医院的欺诈行为，更是将资本的逐利性暴露无遗。这种局面通过监管难以根治，除非改变资本的逐利本性。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健康服务业，这个领域绝大多数仍然是“医疗服务业”，因为医疗领域的利润最高。如果医疗总费用不断攀升，可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陷阱，而不是动力。

地产商们推出的“养老地产”项目，虽然有的处于亏损状态，但仍然积极推行。这些项目更多地是借着养老的旗号，规避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而非真正关注养老服务。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机构养老只能作为补充，而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才是主要方式。目前的企业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提供长期护理、医疗卫生等服务上，因为这些环节投入大、利润低、风险大。

如果资本过度进入社会事业，当它达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绑架公众、和社会。例如，美国的医疗体制就是资本主导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远高于欧洲，但健康绩效却不如一些发达国家。这背后的实质是资本主导的商业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抵制控制医疗成本的努力。

电影《我不是药神》揭示的垄断资本绑架问题，也是资本逐利的一个典型例子。治疗癌症的专利药厂商利用专利保护获取超额利润，并利用各种手段强化其垄断地位。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推进自主创新，才能彻底打破大资本的垄断。

虽然中国人民对养老、教育、医疗有着现实的需求，但这与市场化、商业化的服务提供方式并不等同。人民群众需要的是公平性、公益性、成本适宜的服务，而非资本逐利下产生的商业化、贵族化服务。如果养老、教育、医疗成为资本追逐的“盛宴”，只会加重人民群众的负担，造成社会不公平，影响长期发展能力。这样的经济增长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