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老年人：是年龄歧视，还是分配正义？
不仅仅是年轻人，老年人同样面临着新冠疫情的威胁。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的老年病学专家Louise Aronson教授指出，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似乎暗示只有老年人才会感染新冠病毒，这种观念隐含着一种轻视，甚至可能导致对老年群体的忽视和歧视。
今年，中国国家卫健委与世卫组织均明确指出，新冠病毒几乎人人易感，而重症和死亡的高危人群主要是年龄在60岁以上及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这一观点在意大利疫情中得到了印证，一些年轻人甚至将新冠病毒戏称为“老人消灭者”，并衍生出了相关的网络热门话题。
这种轻视老年人的观念并非只在网络上流行。在实际抗疫过程中，当资源紧张时，如何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意大利在抗疫指导手册中提到，如果情况恶化，可能会面临不得不放弃治愈希望较低、治愈后继续存活年数较少的病人的情况，优先救治年轻人。这种提议虽然希望永远不会被实施，但却引发了人们对于年龄歧视的担忧。
卫生部长伊利亚·叶梅茨的言论更是将这种担忧推向了高潮。他的一些言论被解读为对老年人的歧视，引发了社会广泛的讨论和争议。与此美国德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为了子孙后代和国家的未来，老年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观点虽然引起了争议，但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如何在疫情中进行资源分配的深入思考。
对于这种现象，Louise Aronson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年龄歧视。年龄歧视不仅仅是在就业领域存在，如今在卫生保健领域也愈发明显。在日常公共生活中，年轻人往往忽视老年人的贡献，将老年人视为社会的负担，使用贬低老年人的语言。这种语言背后的观念对于抗疫过程中的资源分配有着极大的影响。人们需要认识到老年人的重要性，他们没有理由被忽视和歧视。在新冠病毒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只有尊重每一个生命，才能真正战胜疫情。
年龄歧视的问题不仅仅是针对老年人群体的问题，更是关乎整个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观念和行为，尊重每一个年龄阶段的人的权利和贡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在全球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关于老年人在医疗资源配置中的定位，存在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讨论。从伊利亚·叶梅茨的观察到Louise Aronson的论述，再到SIAARTI的文件，这一话题无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当新冠疫情来袭时，人们震惊地发现，一些老年人自己也认同了负面的老年角色。这种角色认同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社会互动中通过学习和模仿形成的。当社会或家庭成员对老年人持有负面的刻板印象时，这种态度很容易影响到老年人本身。正如某些社会对待老年人的态度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也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医疗体制之中。医学教育对老年疾病的忽视、老年病学课程的缺失以及研究领域的忽视都反映出这种偏见的存在。这种偏见不仅仅局限于医疗领域，还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SIAARTI的文件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年龄歧视”的存在。在医疗资源分配的原则中，优先考虑的是那些“最有可能成功疗愈”的病人，这种做法在无形中忽略了老年人的需求。背后的原则是以最大化多数人的利益为目标，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做法被解读为对老年人的放弃。这背后涉及到的深层次问题是分配的正义性。在丹尼尔斯看来，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达到一般寿命比用大量资源延长一小部分人的生命更为道德。他提出的观点引发了关于如何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的广泛讨论。
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消耗的医疗资源逐渐增多，引发了关于为老人分配多少医疗资源是恰当的讨论。李红文在《卫生保健的分配正义研究》中提到，阿兰·威廉姆斯和丹尼尔斯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年轻人应该在延长生命的医学治疗上享有优先性。这一观点的背后是公平原则，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正常的生命年限。当资源有限时，如何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分配资源成为了一个挑战。
托尼·霍普在《牛津通识读本：医学》中指出，决策的核心原则是为了使获得的寿命年份最大化。每一个卫生保健体系在延长生命的都必须做出牺牲某些人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否正当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和争议。每一代的老年人都会觉得，自己在年轻时并未享受到高新医疗服务，而现在自己老了，却被拒绝使用这些技术显然是不公平的。这引发了关于功利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思考。
老年人在医疗资源分配中的角色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应用，还涉及到社会公平、正义和的考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和，以找到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解决方案。《牛津通识读本：医学》作者托尼·霍普坦言，他倾向于支持最大化寿命年份的理念，对收益最大化的做法有所偏好。他同时指出自己属于少数派，因为目前很少有国家的卫生保健体系采纳这一立场。
在实际操作中，许多人更倾向于为那些生命垂危的人提供救治，即拯救那些如果不接受治疗就会失去生命的人。相比之下，为大多数人提供微小收益的做法似乎并不那么受欢迎。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为了拯救一条生命而让许多生命冒险呢？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的契机。在这个故事里，如果有人主张拯救计划是错误的，那么他必定拥有铁石心肠。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我们现实社会中对老年人的卫生保健问题。我们怎么可能对老年人说，为了救助更多年轻人而牺牲他们的生命？我们又怎能向那些悲痛的亲人传达这样的信息呢？
当年轻人将新冠病毒称为“老人消灭者”，当人们准备牺牲老年人的生命时，我们的道德观念被严峻地考验着。如果这位即将被“消灭”的老年人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了解到他的人生历程、喜怒哀乐、挫折与梦想，我们该如何应对？如果这个老年人恰恰是我们的祖父母，我们又会怎样选择？这时，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想象力被唤醒。我们必须清醒地面对那些因资源不足而得不到救助的年轻人。SIAARTI文件强调，只有当竭尽全力开拓资源或为病人寻找资源充足的地点时，才可考虑只为部分病人提供健保资源的做法。我们绝不能陷入将人的生命视为客观物体的纯功利观点，我们必须承担起对病人健康的道德责任和良心。我们也要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正如托尼·霍普所言，死亡并不会因为我们无法准确识别某个逝去的面孔或一个本可以被挽救的生命而失去其重要性。我们必须防止自己将死亡仅仅视为数字或统计学上的概念。因为每一个逝去的生命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们的亲人朋友也和我们一样，都是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平衡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如何更加人道地对待每一个生命。